金墉辭職是一個象征 折射出世界銀行現在的尷尬地位

金墉辭職是一個象征，照出的是國際經濟秩序在逆全球化浪潮里備受沖擊的現實。

世界那么大，誰都想去看看。還有三年才任期屆滿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7日突然宣布辭職，讓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辭職信里，金墉先是贊揚了世界銀行，然后表達了在極端貧困、氣候變化、流行病、饑荒和難民等問題上的立場，接著透露出了些許的小情緒。他說：“加入私營部門的機會出乎我的意料，但我的結論是，這是我能夠對氣候變化和新興市場基礎設施赤字等重大全球問題產生最大影響的途徑。”

這說得好像有點矛盾。對全球治理能夠產生最大影響的途徑肯定在世界銀行，更何況加入私營部門原本不在金墉的計劃內。

這就叫春秋筆法：看上去沒說為什么辭職，但其實都說了。

金墉宣布辭職后，許多人在猜原因。但把他的辭職信里的虛飾一去，就能發現金墉其實說得挺明白的：世界銀行全球治理的職能現在不靈了，但問題不在世界銀行內部，而在于外部的不可抗力，所以他掛冠而去。

世行的“特里芬悖論”困擾

1944年二戰大局已定，美英著手籌劃戰后全球經濟秩序。44國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建立了以美元為錨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個體系有兩個支柱，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大致職能分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短期資金借貸，世界銀行提供中長期信貸。

兩大國際金融機構都有天然的制度設計缺陷：向全球持續輸出美元，美國就不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而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貿易逆差。但逆差將迫使美國讓美元貶值以保護國內產業，進而導致美元無法保持穩定比價。這就是“特里芬悖論”。

“特里芬悖論”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就崩塌了。但冷戰的需要要求美國持續對外輸出美元，世界銀行的職能沒有受太大影響。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不再需要對外輸出美元以控制世界版圖，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政治職能就變得有點尷尬了。美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也讓“特里芬悖論”更加顯性化。這不是世界銀行能解決的問題。

世行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境更尷尬

世界銀行解決不了的另一個問題，是沒有完全的自主權。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固定人事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負責人通常由歐洲人出任，世界銀行的負責人通常由美國人出任。

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總統任命，一個任期為五年，可以連任。美國還設計了一套以投票權控制世界銀行的程序，重大事項需有85%的投票權支持才能實施，而美國長期占17%左右的投票權，因此實際上具有一票否決權。

近年來隨著新興經濟體崛起，兩大國際金融機構都進行了投票權改革，以增加新興經濟體權重，客觀反映全球經濟秩序的變化。盡管如此，美國在世界銀行仍占有15.85%的投票權，還是有一票否決的權力。

由于世界銀行是長期借貸，回報周期長，主要面對的又是極端貧困、氣候變化、治沙治污之類未必有回報率的項目。美國作為第一大出資方，對此自然更敏感。除此之外，國際貿易已經取代了地緣政治，成為全球秩序的主要矛盾，都想著把美元拿在手里而不是輸出，世行的地位因此也就越來越尷尬了。

受外部干預，世行行長難自在

世行自有一套成熟的決策體制，但上面還有一把美國的刀。

過去，基于維護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權威性，美國要主導世行時，還要講一點國際慣例。但現在情況不同，來了個風格粗暴的特朗普。

世行近年發力的多數領域，都和特朗普的認知有沖突。氣候變化，特朗普認為這事情不存在;極端貧困，特朗普說美國優先顧不上其他人;難民問題，特朗普連移民都不歡迎。

所以，這兩年美國對世行的干預越來越不體面。比如公然威脅不再注資，除非世界銀行按特朗普的意愿花錢。

這就是帶劍上殿啊，世行行長怎么可能自在?

這幾年金墉一直呼吁世行成員國增資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現在的形勢下，他的理想注定破滅。金墉辭職是一個象征，照出的是國際經濟秩序在逆全球化浪潮里備受沖擊的現實。(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