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瀕危的動物 又為“數量過多”發愁

“移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國家補助來維持。

“每戶每年草原獎補、草蓄平衡補助加一起，大概四五萬元。”田俊量介紹，比起在山上，牧民的生活質量下降不少。

這個有著十多年生態保護經驗的官員坦言，在三江源管理部門內部，“生態移民”工程被認為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而這次三江源國家公園試點改革啟動前，國務院給青海定了三個“不”，其中一個，就是“不搞生態移民”。

“三江源不像其他地區，比如黃土高原，很多區域已經沒有人類生存發展的條件了。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區仍然可以合理利用，這么多年下來，大自然和當地的牧民已經形成了一種和諧的關系。”田俊量解釋，現在三江源的核心區和緩沖區還有6000多名牧民，他們不必下山，“但只能保留口糧畜，不能擴大生產”。

國家公園試點成立后，改善園區內牧民的生活質量也被寫進工作計劃。為此，國家公園試點設置了生態保護公益崗位，讓牧民做“生態管護員”，領取固定工資。

在瑪多縣的黃河源園區，2600多戶牧民家庭里，已經有2100人上崗“生態管護員”。按照三江源國家公園的規劃，未來幾年內，公益崗位將達到戶均一人。

“三江源地區的人口密度很低，要是純靠技術手段，很難進行很好的生態保護，保護的主體還得靠當地的牧戶。”在田俊量看來，公益崗位不僅改善了園區的民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生態保護的覆蓋面。

原本住在扎陵湖旁邊的牧民索索，幾年前處理掉了自己的60頭牛羊。去年，他成了一個全職的生態管護員。現在他手里的馬鞭換成了巡護日志，每天的工作就是騎著摩托車到40公里外的扎陵湖邊，觀察記錄草場、水源和動物種群數量等的變化，然后撿起進入視野的每一處垃圾。

“之前放牧時，每年割羊毛擠羊奶的收入大概兩萬多塊，現在做管護員差不多也是這個數目。”站在海拔4600多米的扎陵湖邊，索索迎著寒風說。

只不過，這些收入放在縣城，卻要打上不少折扣。田俊量算過一筆賬，一戶牧民一年要吃4頭牛、20多只羊，而這些都不能再像放牧時那樣自給自足。

“在縣城，一袋牛糞都要12塊錢，這是他們的能源。”田俊量提高音量反問，“一袋牛糞能干什么?只能煮一大鍋手抓肉。”

對索索來說，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自己用犧牲的生活質量換來的，是年邁的父母生病時可以隨時送進縣城的醫院，而不是在草原上求醫無門;兩個孩子也可以上縣城的學校，讓這家人多出了一分走出高原的可能。

“現在的大方向是老百姓的房子還是要蓋，集中居住之后，教育、醫療都比較好解決。”在田俊量和一些政策制定者看來，這或許是條合適的出路：老人孩子留在城鎮的房子里，家里的勞動力可以回到草原繼續放牧。

在長江源園區涉及的治多縣，現在全縣人口的74%都在縣城有房子。這些遷過來的牧民里，三分之一是三江源一期工程時的生態移民，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自愿遷到縣城的。

“他們就是老人孩子留守縣城，男人女人上山放牧。”田俊量說。

失去牛羊后，索索很難再回到放牧的生活了。“現在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各類技能培訓抓得很緊，都是針對一期工程時的生態移民的。”一位青海當地的官員說。

“太偏重生態保護，輕視了民生，現在就出現了棘手的問題。”田俊量說這是一期工程留下的經驗教訓。現在整個三江源國家公園系統內的同仁都已經明白，生態保護不是只解決如何保護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

一度瀕危的動物，現在又為它們“數量過多”發愁

退牧限牧后的三江源，家畜少了，野生動物就多了起來。

開車行駛在高原上，公路兩側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景象：成群的牦牛占據著“自家草場”，藏野驢忽然結隊出現在一旁，雙方幾乎沒有試探，就開始在同一片草場上各自埋頭吃草。在河邊，這兩種動物甚至會混雜在一起，排成一排喝水。

如果下車仔細觀察，人們會發現旱獺是草原上最常見的動物之一。這種習慣被人稱作“土撥鼠”的嚙齒類動物喜歡站立不動，從遠處看很像一塊木頭。它們的動作迅速，但間隔時間又長，行動起來就像一幕定格動畫。

在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的1萬多只，上升到了現在的7萬多只。

食草類動物重新活躍在草原上后，食肉類動物也多了起來。

在治多縣，僅今年上半年，已經有了幾次雪豹“逛縣城”的記錄。牧民撞見棕熊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野生動物保護是三江源國家公園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在田俊量眼中，不論是拳頭大小的鼠兔，還是體型和面包車相當的野牦牛，都是三江源生態鏈上的重要環節。

只不過，一些一度瀕危的動物，現在又有人為它們“數量過多”發愁。

2012年時，藏野驢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也是我國的一級保護動物。

這種看起來頗為溫順的動物，食量卻大得驚人：一頭藏野驢的食草量相當于4頭牦牛，或者6只山羊。

“藏野驢奔跑速度很快，專挑牧草好的地方啃吃。”在一次采訪中，一位瑪多縣農牧局干部感嘆。這名干部估算，加上鹿、藏原羚，整個瑪多縣的大型食草動物大概有20多萬只，“已經遠遠超過了全縣的牲畜量”。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李來興介紹，根據牧民反映，近些年三江源地區的大型野生食草動物種群數量恢復迅速，“草地載畜壓力不斷增大”。

田俊量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禁牧是為了保護草場，現在牧場空了出來，野生動物卻不受限制地增長，最終可能又破壞了草場。

“去年青海省兩會時就有人提過這個問題，甚至有人提議恢復狩獵。”田俊量笑笑說。“管理局的態度是先把事情搞清楚，不能看到一群野驢把草場吃壞了，就要殺野驢，這不合法，也不合理。”

他向記者透露，今年管理局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做了“野生動物本底調查”。管理局會評估調查結果，然后再決定要不要進行種群干預，包括狩獵、節育等措施。

事實上，對那些破壞草場的動物，三江源的管理者已經做過干預。

一期工程時，為了治理草原上泛濫的鼠患，有些地區曾在鼠兔洞口投放劇毒。只不過，這個干預措施沒有讓鼠兔數量明顯下降，它們的天敵老鷹反而越來越少。

現在的草原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會豎起一根孤零零的“電線桿”，上面沒有電線。這是管理局為鷹和獵隼提供歇腳點的“鷹架”。效果立竿見影，鷹隼多了，鼠兔的數量也逐漸降了下來。

還有些干預，是以保護的名義進行的。

每年的六七月，藏羚羊都會從各個方向趕到可可西里的卓乃湖邊產仔。藏羚羊保護站的巡山隊員、狼群，或許還有隱藏在某處洼地里的盜獵分子，都會聚集在這片區域，注視著這一幕。

狼群等待著小羊的出生，然后叼走那些被遺棄或者走失的羊羔。

盜獵分子已經很久沒出現過了，對巡山隊員來說，現在的保護就是“趕走狼群，把落單的小藏羚羊抱回保護站喂養”。

“實在太可憐了，我們看不下去。”索南達杰保護站前站長才仁桑周皺了皺眉頭說。

在田俊量看來，這樣的故事雖然感人，但并不值得推崇。“保護藏羚羊也要順其自然，狼吃老幼病殘的藏羚羊，這是千百年來的自然法則。”

“在可可西里，狼和雪豹的數量是整個生態系統健康的標志性數據。如果藏羚羊多了，而狼的數量沒增多，這就說明整個生態系統還是不夠健康。”田俊量說。

三江源的很多保護工作都被稱作“生態修復”，對管理部門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讓這一地區盡可能地恢復到它原本的樣子——生存在這里的人、動物和一草一木，共同在自然法則的支配下，達到一種內在的平衡。

“不能因為一紙行政命令就不顧生態后果”

不管是對草場，還是野生動物，三江源自然保護區成立10多年來，在保護技術上已經探索出了很多經驗。但讓田俊量感到無奈的是，在原有的生態保護體制下，再好的保護技術，有時也很難推行下去。

他面對的是一個尷尬的局面：自然保護區雖然是國家級的，但是分布在各州縣境內，地方政府對自己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擁有管轄權。保護區里的牛羊歸牧業局管，水歸水利局管，山歸林業局管……保護區管理局與這些部門沒有上下級關系，很多時候只能起到協調作用，身份上更像是一個“業務指導”。